证实或证伪一个个猜想的过程，让考古充满神秘莫测的魅力。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一系列拨开古代巴人迷雾的猜想,正围绕四川20世纪末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先秦文化遗址罗家坝第三次发掘展开———

　　拨开古代巴人迷雾，路途曲折又让人神往。

　　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后河和中河环绕的河心岛上，由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进行着考古发掘。自1999年罗家坝遗址第一次发掘后，古代巴人主要生活区域被重新定义，即北至秦岭大巴山南麓，东至湘西、鄂西（含三峡），西至嘉陵江流域。然而，活跃在4000多年前的历史舞台，2000多年前突然消失，古代巴人所留给后世的谜团，依旧无法破解。

　　8月6日，达州市文物管理所所长马幸辛正在整理宣汉县罗家坝遗址以及关于古代巴人、巴文化的论文。20年前这处遗址被发现时，他就与古巴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6月起，罗家坝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又悄然拉开序幕。此次发掘，或许还不能获得未知秘密的答案，但依然充满悬念。

　　汉水、峡江、川东北？古代巴人来自何方

　　中河与后河的河水轻轻拍打着河岸，冲刷出河心的两处三角洲地带。站在河对岸看去，此地丘陵绵绵，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林木茂盛，两处三角洲仿佛大鹏张开的双翅。这就是罗家坝遗址，包括罗家坝内、外坝和张家坝，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是四川20世纪末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先秦文化遗址。

　　7月23日，记者进入第三次考古发掘点集中的罗家坝遗址外坝西南部。考古发掘已进行一段时间，一些探方中的出土器物被取走，但有的探方中，泥土仍然掩藏不住陶器、铜器和巴人骨骸。雨过天晴，阳光照耀在这些灰扑扑的物件上，有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4000多年前，一个历史上以刚勇尚武著称的族群出现，这个族群被称为巴人或巴族。由于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巴人和巴文化的记载少而零散，所以对巴人历史和巴文化的起源，学术界历来有着多种说法。

　　零星记载给后人留下太少的线索，却又给予太多的猜想。史学界多数认为巴人起源于清江流域和汉水流域，但在考古发掘中却很难得到出土器物的印证。偏偏在没有多少记载的峡江和川东北，却发现了一系列巴人和巴文化遗迹，罗家坝遗址就是其中之一。

　　马幸辛还记得1987年那个夏天，解放以来四川最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正在进行。宣汉县普光镇，县文管所工作人员郑国平遇到了乡中心校教师罗建宏，获知罗家坝村民在修房建屋、耕田翻地时经常发现陶片、汉砖和铜器，洪水过后还拣到过青铜罐等。

　　惊世之谜在1999年首次掀起冰山一角。当年9月，马幸辛和省考古队、宣汉县文管所工作人员一道，进驻罗家坝开始第一次考古发掘。由于最初定为战国墓群，考古队在布方时采取打探沟的方式，发掘面积仅50平方米。“结果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不仅仅是墓葬，还发现了房基、灰坑、灶膛、柱洞等遗迹。此次发掘，共出土陶、铜、玉、石、骨、铁器106件，陶片2000多件。出土陶器中的带眼陶火罐、圆腹绳纹釜、豆、盆等是巴人遗址中常见的典型器物，墓葬中随葬的青铜柳叶形剑和弧刃小园钺是巴人墓中代表性物件，男性墓中还随葬有兵器。“所有线索都显示出遗址与巴人、巴文化有关系。”

　　第一次发掘，以超乎想像的发现，留给世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不仅是川东北首次发现时代久远、内容丰富、保存完好的巴人遗址和墓葬群，而且遗址的年代被明确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而此前所知，巴人最早出现的时代在夏商时期。罗家坝遗址年代的确定，似乎可以提出新的推论：川东北是古代巴人的发祥地之一。生活在川东北的巴人，也许并非是外来迁入者，而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康丕成曾到过湖北恩施，发现当地巴人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无论是规格还是制作工艺，都比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精美。“如果按照文明发展程度来讲，应该是文明后期制作的器物要好于文明前期的制作，巴人是否是从外地迁来的还值得考虑。”马幸辛也推测，巴人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罗家坝遗址发现了巴人墓群，或许他们是从罗家坝迁徙出去，在征战节节败退中又回到了起源地。

　　古战场、巴子国，古代巴人去向何处？

　　由于暴雨天气的影响，罗家坝遗址第三次发掘受到一些干扰。经过1个多月的发掘，200多件铜、陶、玉、骨器陆续重见天日。其中，有100多件青铜器，包括剑、矛、钺、戈、箭簇等铜兵器和锯、削刀、刻刀等铜工具，以及铜镜、铜手镯、铜印章等铜生活器、装饰件。“这次出土的器物中有些是首次出土，与过去出土的同类器物在形制上有很大不同。”尽管考古发掘还未结束，马幸辛还是有些欣慰，“又一次发现了大墓的痕迹，如果一旦确定为大墓，那么第二次发掘的大墓带来的疑问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在马幸辛的回忆中，时光倒流回2003年。当年，罗家坝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之前，曾对遗址有大致的探测，找出了遗址区和墓葬区。随后的发掘中，墓葬区的发现令人震惊。墓葬密度均在100平方米10座左右，墓内的人骨架均是头向南或西南绝大多数是仰身直肢葬，也有少数侧身屈肢葬。从保存下来的尸骨观察，死者年龄一般在30至40岁左右，老人和小孩较少，并且男性居多。

　　更让人吃惊的是，惊世宝贝从一座大墓中破土而出。编号为Ｍ33的墓葬中，出土了随葬品180件以上，大部分为铜器，不仅有兵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物件，还有鼎、敦等显示墓主人身份的青铜礼器，其中3件约60厘米高，旁边还放有一个名叫“铜”的礼器，并且还有陪葬人殉、牲殉的现象。这一发现令考古工作人员欣喜若狂，“出土器物之多、种类之丰富、等级之高，在西南地区的巴文化区域内前所未有，或许这是巴国王侯之类的上层人物的墓葬。”此外，考古工作人员在墓葬中还发现，有的尸骨上可以明确看出被铜兵器刺入身体的现象：如箭镞嵌入股骨内、铜钺砍进髋骨内、铜剑插入身体内。有的尸骨肢体不全，或者骨骼位置异常。种种迹象表明，墓主人是战死沙场的。

　　第二次发掘，罗家坝再次掀起谜云。

　　传说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灭掉川西蜀国后挥师剑门关，直取长江中游的巴国，几个月后，被逐到嘉陵江流域的巴国无声地灭亡了。罗家坝遗址的墓群中出土了大量被砍杀、被箭簇射死的士兵，这是否表明罗家坝与巴国的灭亡有某种未知的联系？从罗家坝遗址出土的兵器和巴人古骨分析，这里或许曾是古战场，发生过多次激战。也许，巴人在战争失利后被赶到罗家坝一带，最后在这里归于消亡。

　　至今，宣汉县的大山深处还生活着不少土家族人，龙泉、渡口、三墩、漆树四个土家族自治乡，村民头包白帕、穿花边衣服、大块吃肉、住吊脚楼的生活习俗，以及跳摆手舞、唱薅草秧歌等娱乐形式，据称就是古代巴人的遗风。也许，秦灭巴后，巴族便散居各地，宣汉土家族即是巴族的后裔。在当地土家族流行的“薅草锣鼓”里就有“巴渝舞”的影子，去世后实行土葬，用凄惨、忧伤的唱腔吟诵祭文，唱孝歌，均与巴人祭祀和丧葬习俗相通。

　　众多遗址现身，神秘巴国究竟在哪里？

　　其实，在考古界密切关注罗家坝遗址的同时，重庆、陕西、湖北等地的巴人遗迹也陆续揭开面纱。每一处遗址的发现，都带来惊喜，也带来更多的猜测。康丕成心中一直充满疑问，在罗家坝如此偏僻的地方，为何出现如此多的青铜兵器和礼器，生产生活用具却比较少？第二次发掘中疑似王侯陵的大墓，是否真是一个大墓，还是多个墓葬被破坏形成大墓？

　　考古学界也有迷惑。数量如此众多的遗址，哪个才是巴人活动中心？哪里才是巴国所在地？在这些遗址中，都或多或少出土了比较重要的器物，似乎建立过独立的区域。但又没有找到城墙的痕迹，好像又建立不起都城和王国的判断。由于传统上认为，巴国的文化中心在三峡一带，所以全国考古界在三峡开始了大规模的集中考古行动，试图探询古代巴人的行踪，破解巴文化之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副队长孙智彬曾经主持忠县中坝遗址考古，如今还在继续中坝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当年，中坝遗址大量出土文物中，有一些不见于外地、也不见于以前的特色鲜明、品种众多、连续发展的商代到战国时期文化遗物。他认为，在整个峡区考古尚未有超过中坝的发现之前，应可以视中坝为巴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8月1日，在孙智彬拥挤的办公室，他告诉记者，对巴人和巴文化的起源、发展、消亡，学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由于尚未找到古代巴人的政治中心，一切疑问仍难以解答。

　　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俞伟超曾说，三峡库区考古找到了双堰塘、李家坝、渰井沟三处巴人的中心遗址。然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巫山双堰塘遗址考古中，没有发现高档的礼仪用具，玉器极少，只有残璜饰和园片饰，陶器为日常生活用具，从这些发现很难确凿地说是大型中心聚落。而在李家坝同期遗址中也没有找到大型聚落的建筑遗存。对于渰井沟遗址，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江章华更做出大胆推测：“这一区域商周时期的文化特征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十分接近，因此其年代分期可以参照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商代，基本的陶器组合是敛口罐、小平底罐、高把豆、鸟头把勺、管锥状足鬶等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群，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川东类型。第二阶段为商末西周至春秋，基本的陶器组合是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喇叭口罐、高领罐、釜等十二桥文化的典型陶器群，建议命名为十二桥文化川东类型。”

　　面对既证实文献记载又提出新猜测的考古发现，或许可以推测，巴国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因此史书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语焉不祥，更多的是传说。或许也可以推测，历史记载巴人有很多姓氏，也许一个姓氏就代表一个部落民族，由于巴人没有建立起类似蜀人那样的神权统治，或是中原人那样的政治统治，所以巴人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巴国”并不存在。

　　由于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开始，也许在今后5年，罗家坝遗址很难得到国家文物局许可再次进行主动发掘。目前，罗家坝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仍在进行，考古学家们对巴人遗址的研究仍在继续。也许神秘的巴国隐藏在云山雾海深处，正静待后人去掀开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