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一群师生结伴登山时因迷路被困，所幸经当地警方搜救成功，无人伤亡。这是继复旦大学“黄山门”事件后再次出现的一起自发性探险受困事件。

　　近年来探险旅游、户外运动成为时尚，驴友一族行走大江南北、名山大川，探寻人迹罕至之地，俨然成为旅游时尚的引领者，吸引了不少艳羡的目光。但被媒体曝光的多起驴友出险事件，均将这些驴友尤其是组织者推向了风口浪尖，甚至被拉上“道德审判庭”，不仅被批致生命于不顾，更被批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应该如何看到驴友遇险事件，政府是否可以进行监管，严格的监管是否一定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南方日报记者连日来进行了相关调查。

　　事件

　　39名驴友被困猫耳山，北京警方首次直升机救援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3日晚，39名登山者被困北京市房山区猫耳山，北京警方出动约300名警力，并首次出动警用直升机参与救援，历时13小时成功将所有被困者救下山。据介绍，3日19时50分许，北京警方接到110报警，北京理工大学30余名学生在猫耳山登山时遇困，已有学生与队伍失散。北京市公安局随即调集特警、消防等多警种300余名警力组成救援队伍，赶赴猫耳山，同时房山区也组织向导和营救队伍展开先期救援。

　　据受困者介绍，上山时本来已经找了向导，但没想到入夜之后，向导也迷失了方向。加之队伍中有人失去联系，于是只好报警。此时，山上只有一男一女两人被困，且没有消息。4日7时许，北京方面动用两架直升机，飞抵猫耳山并立即投入搜救，8时许，警用直升机在山脊处发现有人用反光作信号，经过核实确认正是两名被困人员。由于担心地面救援队伍行进速度慢，被困人员身体状况无法坚持再走回山下，飞行民警立即采取措施，利用索降的方法将两人救上飞机。9时许，最后两人成功获救。

　　据了解，这群被困人员都是登山爱好者，大部分是学生，他们均是参加了北京理工大学“风信子”登山社团组织的活动，到猫耳山登山游玩，因体力不支、道路不熟悉等原因，迷失方向，不少学生当时已经精疲力竭，有的腿抽筋，有的腿一直发抖，还有的女生掉眼泪，所幸最终无人伤亡。但是这一次救援，也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北京警方更是第一次使用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

　　讨论

　　驴友自发组织出险惹争议，被批浪费大量人力物力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偶有发生的驴友出险事件，尤其是无经验的自发性组织，在经过媒体曝光后，时时敲击大众的神经，尤其是去年底复旦大学“黄山门”事件，因救援导致了一名民警不幸殉职，更是把社会的关注与热议引至沸点。虽然受困人员后来表达了歉意，但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批驴友被指冷漠甚至冷血，引起网络讨伐甚至人肉搜索。

　　在痛惋牺牲的武警英雄时，许多人开始质疑英雄的牺牲值不值。有评论认为，作为名牌大学的学子，他们本该是这个时代最有常识、最富科学精神的一个群体，但为何他们的表现却显得如此低智化和轻浮化？他们滥用“探险”之名的“伪探险”，导致一名年轻民警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有网友留言说，“强烈建议18个复旦驴子扎根安徽好好报答安徽人民，特别是善待死难英雄家属，上海少了他们也会发展得很好。”

　　在痛惜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时，有人质问救援成本该谁买单？“就是因为他们的草率，牺牲了无辜的性命，他们不仅不反思，竟然还讨论如何公关，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市民陈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原以为复旦大学“黄山门”事件会引起这些无经验又缺乏承受力的学生反思，但是从最近北京发生的这一起被困事故来看，这些登山爱好者完全是抱有侥幸心理，自以为很了不起，却不知自己给社会带来多少损失，“你一个人的不负责任的锻炼需要我们其他纳税人为你埋单吗？有本事为什么不自己买保险等商业救援来救你？哭着喊着求110做什么！”

　　纵深

　　怎么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其中要求驴友自重，不要给政府添乱的声音不可小觑，也有人强烈呼吁政府监管驴友的行为。情绪宣泄代替了理性的思考。驴友的探险到底是什么行为？政府是否可以进行监管？严格的监管是否一定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记者就此专访知名社会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博士。

　　旅游救援没有特殊性，警方使命就是保平安

　　“人们习惯将旅游活动与普通生活区别开来，但是实际上旅游的本质就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消费的一部分，只是它具有一些较为高层次的特征而已，并没有本质上的特殊性。”刘思敏表示，比如失火，消防官兵不会来救火之前先问有没有买保险，保险只是对个人的一种补偿行为，救援则是带有社会公益服务性质的，现场救援特别是生命的救援，是没有代价可以谈的，“本质上来说，旅游救援是没有特殊性的，旅游与其他行为一样，不会因为买了保险就不需要国家救援。”

　　而对于救援中耗费的人力物力甚至牺牲救援人员的生命，刘思敏指出，民警的职责如同上战场，其使命就是保护和救助民众。而且救援只是可能有牺牲，不是必然有牺牲。“黄山那位民警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的牺牲，肯定是大家不愿看到的。政府和公众如何救助他的家庭是社会的责任与良心，却并不能由他的牺牲导致值不值的价值盘算。”刘思敏说，包括公安消防在内的政府救援体系，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本来就是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摆设。有警必出，有险必救，是不容推诿的使命。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救助生命不能计算成本，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竭尽全力。“这些社会救援体系必须时刻应对突发情况，更不需要、不必要单次核算成本。去年智利矿难救助事件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就是这个道理。”

　　驴友探险行为值得肯定，多教育多宣传多引导

　　刘思敏表示，需要肯定的是，驴友一族是旅游者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探险旅游行为正面意义巨大。他们践行的是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和充满好奇与求知欲的人生态度。政府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必要去限制、约束驴友的行为。“至于意外出险，各个行业、各种行为都是在所难免，差别只在概率大小。任何因噎废食的行为都是荒谬可笑的。而且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探险旅游、户外运动出险的概率明显大于交通事故。”

　　刘思敏说，其实城里人进山，与农民进城和中国游客去新加坡，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进入各自陌生、未知的领域。关键是如何把“未知”尽可能变成“已知”。农民进城，大多是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然而，农民因为对城市陌生，就难免出现闯红绿灯、横穿马路乃至高速公路的情形，被撞死或者致残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难道因此可以认为农民进城是一件坏事而把他们固定在农村吗？或者农民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进城许可证”吗？同理可证，城里的驴友去山里探险旅游就不是政府应该监管的事情。为什么习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国人到了新加坡却很守规矩？那是因为旅游团队出发之前，领队会反复给游客宣传新加坡对随地吐痰等行为实施的“严刑峻法”，有关的报道也经常见诸媒体，“未知”就变成了“已知”，“悲剧”才基本上得以避免。

　　如何监管应具体对待，必要可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

　　“虽然说对个别驴友的探险行为不能监管，但是由于驴友这一群体比较特殊，仍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刘思敏指出，目前驴友探险主要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个人自发性探险行为，这属于政府不应监管的范围，只要不触犯法律，驴友应该有探险的自由；第二类是商业性的驴友行为组织，这一类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可参照《旅行社条例》等规章制度对其组织活动进行规范；第三类也就是最容易发生危险事故的一类，多是驴友自发性的一种松散组织，参与人数众多，但是他们往往欠缺专业的探险知识。

　　“整体而言，政府有必要把探险旅游、户外运动的营利性组织者、商业机构(包括一些名为公益、实为牟利的网站、俱乐部)，纳入法律监管轨道；而对于非营利性的互助式组织者则应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资格认证，通过品牌效应加以引导，提高专业水平。”刘思敏补充道，这些互助组织者，一定要具备相当水平的野外旅游经验，并对参与者有甄别、筛选的能力。

　　对于驴友的探险旅游、户外运动，堵不如疏。刘思敏建议，政府应该发动媒体力量，加强对公众的信息传播，使驴友明白探险旅游不是冒险旅游，仅有冒险精神是远远不够的。“探险旅游是有门槛的，每个有意做驴友的人，都要量力而行 对自己的野外生存能力、身体素质、专业知识、探险旅游目的地的信息，都应该有充分的认识，要有自我负责的精神，避免因为盲目、鲁莽的行动给自己的生命财产带来威胁，同时增加社会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