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年代和夯土层是否为人工堆积是禹墟首次发掘需解决的两个问题，王巍说，从已出土的文物特征和碳14年代测定报告看，该遗址属龙山时代晚期，即夏代初年前后，这与典籍记载的“大禹治水”、“禹娶涂山氏”的年代吻合。此前在江浙沪等地发现的龙山时代陶器，具有河南等地龙山陶器的文化特征，但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是如何传播到长江下游的，一直是考古界悬而未决的问题。禹墟遗址出土的陶器带有明显的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特征，从陶器的联系上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从而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

    王巍说，过去考古界认为尧舜禹时期淮河流域文明相对落后，但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一观点。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7000年前的双墩遗址到5000年前的尉迟寺遗址等已发掘遗址看，在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淮河流域曾出现过比较发达的文化。禹墟遗址作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在淮河流域唯一选点和重点遗址，对“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揭露、解剖夯土层是禹墟首次发掘的关键目标之一。约1500平方米的夯土层北大南小，呈一个巨大的“？”形。从夯土层新发掘的探沟剖面看，夯土在凹槽内。专家分析，禹墟遗址位于古荆山湖中的台地上，土质较松软，古人在该处先挖出一个凹坑，然后填土夯实，夯土之上又垫了数层颗粒细密的青膏土和白膏土，形成一个高台。夯土面上红烧土层的发现，给考古队员带来巨大的惊喜。王吉怀介绍，接近夯土面中心位置揭露出的这片红烧土层与尉迟寺广场常年燔烧的痕迹不同，表现为原地火烧形成但使用时间较短的迹象；同时已揭露的夯土面上没有发现柱洞柱窝，这就排除了夯台上曾建大型建筑的可能，从而可判定：该夯台应为古代的祭祀台，并且进行过短期祭祀活动。大禹时代的古人为何在此筑台？为何与“禹会诸侯”的传说如此巧合？王巍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