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桓侯巷、八阵图、马超墓……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7月13日透露，《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报告(成都地区)》一书近日正式出版。经过来自考古、历史、博物馆等领域专业人员严谨的调查整理，共发现了46处成都地区的三国文化遗存。它们中既有武侯祠这种至今恢宏的名胜古迹，也有的只是留下名字，更多的则是后代为纪念三国名臣、名将而修建的纪念建筑。它们均成为三国文化影响力的直接见证。

衣冠庙、洗面桥、桓侯巷原来都是三国“密码”衣冠庙、洗面桥、桓侯巷原来都是三国“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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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继2011年至2013年完成了诸葛亮南征路线调查之后，又于2014年7月至9月，启动了大成都地区的三国文化遗址、遗迹调查。历经3年，成果最终结集出版。

调查发现，成都武侯祠最早出现于公元223年修建惠陵时。按照汉代皇家祀制，有陵必有庙，因此汉昭烈庙也就是惠陵旁边的原庙。只是当时的汉昭烈庙还只有神位，没有塑像。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原本在少城中的武侯祠，开始迁至南郊的惠陵和汉昭烈庙旁，此后的上千年里，惠陵、汉昭烈庙和武侯祠再也没有分开。

在武侯祠周边，万里桥、衣冠庙、桓侯巷等名字，都带有深刻的三国烙印。调查组工作人员表示，万里桥原位于浆洗街，跨锦江而过，现已不存，原址已修建起钢筋混凝土大桥。这座桥原本是战国时为李冰所建，但三国时期蜀国大臣费祎出使东吴，曾感叹“万里之路，始于此桥”，万里桥由此得名。

至于同样不复存在的洗面桥，相传三国时刘备每逢年节，都要到郊外关羽的衣冠冢和衣冠庙祭扫。到了庙前就会在此下马洗面整冠，以示尊重，洗面桥由此得名。至于关羽的衣冠庙，如今也早已不存，现在衣冠庙只是一片街区名称。位于浆洗街附近的桓侯巷，也因巷内有传为张飞墓和纪念张飞的桓侯庙而得名。不过，如今桓侯巷仅留街巷名称和桓侯小学内张飞庙的一块残碑。

调查组工作人员表示，洗面桥、衣冠庙、桓侯巷的由来并非一定契合史实，“但它们的出现，表达了后世对刘关张三人的敬仰，以及期待他们死后也能一起归葬在成都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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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担山、九里堤、火井见证蜀汉兴衰

在成都，也有不少遗存见证蜀汉政权的兴衰。

参与此次调查的三国文化专家梅铮铮介绍，《三国志》曾记载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武担山迄今犹存，它位于成都青羊区江汉路今新华宾馆内，是古蜀国国王开明氏时期由人力担土堆垒而成的王妃墓葬。蜀王妃建墓后，武担山成为成都城区的地标。

蜀汉建立以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都九里堤、邛崃火井等遗存，都和蜀汉时期大搞生产建设存在着联系。根据《成都通史》记载，九里堤修建于李冰时期，初衷在于防备水患。刘备称帝后，皇宫就在九里堤以南，修建皇宫所需的木材要从都江堰漂运而来，因此九里堤进行了扩建。如今，九里堤公园内还有一段残存的后世修建的堤岸。

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后，曹魏凉州境内的少数民族也曾率部投奔蜀汉。《三国志》曾明确记载“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而原来的繁县居民，则迁至新繁。至于旧繁县，则在今彭州濛阳一带。在今天的彭州市致和镇，白虎夷王墓已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而文物部门将其命名为白虎夷王墓，除了墓葬是典型的三国时期的风格，还因为当地县志曾记载在此发现的石碑上，曾有“白虎夷王谢节、资伟”的名号和姓名。这个遗存，成为诸葛亮“西和诸戎”战略思想的直接见证。

此外，远在邛崃，火井镇、孔明乡、马刨井等名字，也是蜀汉政治经济发展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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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三国遗存急需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地区46处三国文化遗存，有的因附会而成，有的则因时代更迭而消亡。

梅铮铮说，“双流葛陌，《元和郡县图志》曾明确记载为‘诸葛亮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十八里，今谓之葛陌’。但如今，这里已不见农田，仅余地名。”青白江弥牟三国八阵图，是史料记载中诸葛亮八阵图遗址中的一处。明清时期曾进行过修复，民国初年还有37垒保存完整。时至今日，仅余6垒。

有的三国遗存，也存在牵强附会。龙泉驿区山泉镇苹果村的关索寨遗址与张飞营遗址相邻。关索其人，仅仅存在于小说《三国演义》及民间传说中，正史《三国志》并无记载。所谓关索寨，恰是附会性质的文化遗存。梅铮铮还透露，新都马超墓，其实也类似于后人景仰而修的衣冠冢。因为作为蜀国“五虎将”之一的马超当年病逝于陕西勉县后就地安葬，诸葛亮北伐曹魏时还曾前往祭奠。

调查发现，不少三国遗存，包括彭州张松墓、张松祠、大邑关帝庙等遗址，处于无人维护、管理的状态，令人担忧。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谢辉表示，调查三国遗存，既为摸清三国文化家底，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得到科学保护，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