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景区风波：村庄蜕变10年记

从穷乡僻壤到“中国最美乡村”，婺源的村庄旅游开发不过10年。村民与景区经营者的纷争，10年间此起彼伏，核心都是利益分成。这一轮风波，集中在旅游东线上的几个核心景点，李坑、汪口和江湾。村民的抗议方式，还是封堵景区入口的老一套。只不过，随着婺源旅游经济格局从民营资本的单点开发，转变为县政府主导的旅游集团资源整合，村民们的议价能力，在14个景点打包180元的通票制下不堪一击。汪口和江湾现已陆续开放，至于为首的李坑，村民持续一个月围堵景区入口的代价，是彻底闭门整顿，拆除违章建筑，进行“景区综合整治”。

主笔◎王鸿谅

从谈判到围堵

正午的阳光无遮无拦，临水的正街上，偶尔冒出几个结伴的少年或孩童，细碎的说话声和他们的影子一起路过。店铺大都关门落锁，开了半扇门的，主人家也自行午睡去。李坑村的时间，仿佛被倒拨回还没有搞旅游开发的10年前。村民叶观欣在自家茶楼看着电视感叹，“多少年没有这样清净过了”。

一开始，是李坑的村民自己选择了闭门谢客。就在村子中心的申明亭里，村民们商议过好几次。这个土木建筑，建在村中两条小河交汇处的唯一开阔地带，历史上就是村民聚会的场所。如今宗祠力量早已瓦解，申明亭和周边的空地，功能更像城市里的广场。他们最终下了决心，达成攻守同盟，聚集到村口的景区大门阻拦游客，团队和散客都不放行。如果不算翻山的小路，景区大门是出入李坑的必经之路。每户轮流派出人手，以老人和女性为主，平均每天有100多人参与。这种“非暴力不合作”，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从7月13日一直到8月13日。

村民的不满，并非针对游客，而是景区的经营方婺源旅游公司。双方关于门票收益分成的多次谈判无果后，村民选择了这种方式来抗议。“谈判从今年初就开始了。”李坑村民五组组长李喜进向本刊记者回忆，“村里大小开了16次会，有些会本来跟旅游没关系，但每一次会，最后都有人提出门票分成的事情。全村8个村民小组，每个组都派出了村民代表，跟旅游公司的谈判也不止一次了，镇里的领导也出面了。”

村民们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按比例计算，要求门票收益分成增加到21%，这个比例有据可查，来自李坑村10年前与投资者签订的首份合作协议。2001年签订协议的时候，投资方还是私营业主叶如煌，协议中定下了村民门票分成方式：前10年每年19%，后10年增长到每年21%。这份协议经过两次变更，但最终确定下来的村民收益比例没有变化。“到2011年9月18日，就刚好满10年。”李喜进说，“所以村民的分成就应该按21%计算了。”另一种是原收益的翻倍计算，每人每年2460元。李喜进解释：“在李坑单点门票还是30元的时候，按照每年19%的比例，村民按户口人头分到的钱已经是每人每年1230元。”2007年新组建的婺源旅游公司，取代叶如煌，成为李坑和其他13个景点的统一经营者。“李坑的门票从30块一下子涨到60块，但分给我们的钱没有变。后来又开始搞180元的通票制，但是李坑的单点门票还是60元。既然这样，就算不按叶如煌定下的21%的比例，再怎么说，给我们的钱也应该翻倍。”

本来村民的门票分成是每季度结算发放一次。可是今年，年初开始谈判后，钱就一直没有发下来。“每次开会，领导都说，不要着急，等一等，正在研究。”李喜进回忆，“婺源旅游公司只同意增加200元，就是1430元，我们当然不能接受。拖到今年6月份，各村民小组再开会，已经让步了，每人每年1800元到2000元就可以了，不想再耗了。镇上的洪书记答应我们说，1800元可以接受，但他不能做主，还要跟旅游公司协商。”李喜进说，他记得很清楚，“洪书记是6月23日开会的时候说的，第二天，村民代表就到秋口镇政府去跟旅游公司开新的谈判会”。

可是6月24日的谈判会上却出现了新状况。“旅游公司的人连1800元都不同意，还在黑板上列了数字算给我们看，说李坑的平均票价是13元，人均分成最多每年1600元。这根本不对，就按他们提供的数字，平均票价也应该是17元，人均分成每年2308元。”村民代表叶进宝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指出来后，旅游公司的人不说话了，赶紧去擦黑板，我就跟他们说，不用擦了，我已经用手机拍下来了。”谈判没结果，但数字不对的消息，“全村人都知道了，原来只是怀疑数字有假，现在有了根据，事情越来越大了”。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桩凶案，6月25日晚上，5人闯入叶进宝家，把他儿子揍了一顿，捅了两刀，还撂下了语带双关的警告。这个男孩才高三毕业，高考后正在家里休整，与人素无仇怨。到了这地步，村委会和镇上的干部们深夜上门安抚也没用了，村民们决定使用围堵景点的杀手锏——他们谈判经验中最熟悉的方式，旅游开发以来的10年间已经实践过多次。

从村庄到景点

李坑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开发，从2001年开始。第一任经营者叶如煌是婺源本地人，当了16年的乡镇干部，辞职下海前是高砂乡副书记。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婺源的旅游才刚起步，主要是自然风景游，古村旅游还没开始。以前的交通不行，比如灵隐洞，现在从县城过去半个小时，那时候要两三个小时。2000年县政府的领导找到我，要求我来牵头搞旅游开发。我就去安徽的西递和宏村考察，回来写了一个报告，思路是婺源要搞整体开发，组建县里的国有控股公司，把已经开发的自然景点和跟旅游相关的产业，比如国有宾馆都整合起来，向银行融资。但是县里的意思，还是先搞民营开发，政府只是监管和辅助，做一些推介。那我就选择了下海，自己来搞，先承包了县里的金牛宾馆，接着到李坑考察，看中了那里。”

李坑像一幅传统徽派建筑的山水画，两条小河在村中交汇，临水而建的房屋，各家门口用木板搭出过河便道，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意。“李坑的优势，说白了就是‘落后优势’。”叶如煌感叹，“村里为什么还保留了这么多老房子，就是因为穷。90年代，从李坑到县城的路只到河对岸，下了车还要坐船才能进城。乡镇干部以前去李坑，是要自己带饭下去的，村民自己都揭不开锅，谁会做饭给你吃？做了你也不好意思吃。”

叶如煌说他从2000年就开始跟李坑村谈合作，但当时的村委班子不愿意。“村里想自己搞，事实上，他们从1998年开始已经在搞，但就是搭个栏杆收门票。门票开始是2块，后来涨到5块、10块，这个钱村民分不到，都归村委会。”最后，还是秋口镇政府出面，以免掉村支书李端明的方式，才让村委会让步。为什么李端明那么坚持村委会自主经营？新任支书陈刚泉2001年到任之后才明白，“当时村委会还负债20多万元，农业税时期，税费收不上来，村干部贷款垫付的税费加起来就将近10万元”。

2001年9月12日，叶如煌和村委会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合作经营期限是20年，从2001年9月18日到2021年9月18日。这份协议长达5页，对于双方的合作方式、权利和义务做了细致规定，不仅明确提出了门票收益按比例分成——前10年，村里占40%，后10年增加到45%；对于村里的分成还做了更细致的约定——60%应用于参观户分成和村民公共事业及福利，具体构成是前10年镇政府2%，村委会14%，村民19%，景点参观户共占5%；后10年，镇政府2%，村委会16%，村民21%，景点参观户共占6%。这样的分成协议，即便放到10年后来看，也具有示范意义，不仅兼顾了各方利益，而且最大限度的保护了村民利益，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契约精神。

这份协议，叶如煌说他费了很多心思。“我搞了16年乡镇工作，村里的事情太清楚了，后来去西递考察，更加意识到，这种古村旅游，还是要以当地老百姓的利益为主。我们这里闭塞、贫穷，一开始老百姓是比较愚昧，只能看到眼前利益，但绝不能因此就去愚弄他们，等到时间长了，老百姓觉得受骗了，迟早就会出问题，而且是长期的大问题。”关于旅游开发，他有更深入的思考，“如果老百姓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在旅游中公平的共同受益，其实解决的是农村发展的问题，这应该也算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方式吧”。

“我把这个协议拿出来，秋口镇的领导都惊呆了，他们根本没想到我会这样做，留给村里的分成比例这么高。”时隔多年，叶如煌回忆起来还是难掩自豪，“当时整个婺源，那么多民营资本介入旅游，像我这样的协议，找不到第二份。你看村里的分成，除了总比例，我还做了具体规定，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怕村民的利益受侵害。我把数字都给他们写清楚，这样，经营收入一出来，村民就能自己算出来该拿多少钱，不会被克扣和蒙骗。”

可是，这份协议太超前了，村民并不理解这是对他们利益的保护，他们并不看好旅游的长远景象，而是紧盯着眼下的农业税费。税费改革前，这是农民们最大的心病。他们拒绝比例分成，希望分成能以经营者代缴农业税费的方式实现。2001年，李坑全年的门票收入不到10万元，而当年的村里的税费就有9万多元。“当年也跟村民谈了好多次，我跟他们说，目光要长远一点，不要后悔，但他们还是坚持。那我只好让步。”叶如煌指着合约上“根据村民意愿”的字样强调，“你看，我在合约里保留了所有的分成比例，但是新增加了一条，就是村民利益分配(头10年19%、后10年21%)，‘根据村民意愿’一年一次分配如下：第一个五年由乙方代缴李坑村民所交纳的税费，指农业税、农特税、屠宰税、镇村统筹提留等。第二、三、四个五年，在第一个五年的基础上由乙方分别补偿村民每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不足或剩余部分由乙方处理。我是乙方。这样，村民才觉得公平了。”

成为景点的李坑村，在慢慢改变。村里的财富格局在改变，商业竞争对传统民风的改变和冲击，也显现出来。陈刚泉只在李坑当了3年村支书，从2001到2003年，刚好是李坑旅游起步的时候，他告诉本刊记者：“村里的变化越来越大，好多人都掉在了钱眼里，就是我在的时候，村里就发生了一件事，一对亲母女因为摆摊做生意发生了纠纷，女儿叫人掀了妈妈的摊子，这像什么话呢。”

乡村契约的变异

现在李坑的村民们一致念起叶如煌的好。“比起来，叶老板还是不错的，给村里做了很多实事。”村民组长李喜进说，“他两年之内就投了300多万元进来，花了很多钱改善村里的环境，进村的水泥路是他垫付钱修的，村里的自来水也是他在的时候搞的，还有那些老房子改造，这些变化，我们都是看得到的。”最重要的是，叶如煌给了他们利益分成的启蒙，19%和21%这两个数字，虽然他们当时不以为然，但现在已经成为维权的依据。

客观地说，李坑的村民们并不是那么具有契约精神，他们太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2002年，李坑的门票经营收入就从10万元增加到了100万元，村民们果然后悔了。为了改变合约，他们第一次使用了围堵景区的方式。老辈的村民还记得：“没想到旅游会发展那么快，确实后悔，觉得吃了亏，2002年底的时候，把景区堵了15天不让人进。”虽然叶如煌早有预料，还是难免生气。即便如此，2003年2月，他还是做出了让步，和村民签了一份新的补充协议，也是按照他们的意见，新分成方式是包干，从2003到2021年，从每年30万元开始，以5万元为一个档期，以三五年为一个档期逐渐增加，到2021年的最后一个5年，增加到45万元。签了这个协议，叶如煌还是相信，村民依旧会后悔的。“他们以为2002年的旅游人数，就是李坑村能达到的极限了，其实整个婺源的旅游高峰，还远远没有到来。”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怎么解释，村民们是不会相信的。

新协议履行不到1年，村民又反悔了。在2001年的合约里，叶如煌就明确规定，同意村民负责监票，这样公布收益账目的时候才有公信力，村民也能确保自己的利益。这本来是好事，可是当门票从10元逐渐增长到30元，游客量同时迅猛增加的时候，这又成了滋生具体不满的源头，村民们自然忍不住算账，觉得自己又吃亏了。于是，故技重施，以围堵景区的方式来谈判。“是很烦人，那也没办法。”生气之余，叶如煌说他也愿意理解村民们的难处，“这个地方穷惯了，老百姓是目光短浅，不看到实际效益，他们是不相信你会替他们着想的，也不能只怪他们。”于是，2004年4月双方再次签订的新合同，放弃包干制，重新回到按比例分成的方式。

与2001年的第一份协议相比，村庄分成的总比例降低了，前10年从40%降到31%；后10年从45%降到33%。但是村民的分成比例没有变，还是19%和21%，景点参观户的比例也没有变。改变的主要是村委和乡镇的分成比例：镇政府从2%增加到8%，村委会从14%和16%降到4%。叶如煌承认，这是对村庄屡次违约的惩罚，他希望村民能够借此吸取教训，尊重合同的契约精神，但他也不愿意将惩罚落到具体的村民个人头上。形同虚设的村委会因此要承担最大的责任，分成比例锐减，而镇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村庄事务的管理，也在处理纠纷的时候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分成比例增加。

第三次改变合约后，叶如煌和村民们相安无事。可是这平稳不过3年，又出了新问题，这次，要毁约的不是村民，而是婺源县政府。到了2007年，婺源县政府班子突然转变了思路，从之前鼓励民营资本单点开发，变成要组建一个统一的旅游公司搞资源整合，而且选定了主持大局的投资者——三清山旅游公司的董事长陈斌。像叶如煌这样的单点投资者们有且只有两种选择，带着景点评估参股，或者卖断退出经营，但是参股还必须陈斌同意。

为什么是陈斌？婺源的单点投资者们很多并不接受。彩虹桥景点的经营者樊鹏仁向本刊记者回忆说：“陈斌当时在婺源也投资了两个景点，灵岩洞和思溪延村，门票加起来五六十块，但他的经营并不好，两个点的收益还没有我彩虹桥一个点多，我的门票才20元。”樊鹏仁以前是工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工厂倒闭他下岗，从2000年开始，2万元起家开始做旅游。他说：“彩虹桥是清华镇政府的资产，以前一直由政府经营，门票10块钱，但游客很少，彩虹桥以前就是个通道，1年不到2000人，连维护费用都不够，所以政府就公开招标，希望把彩虹桥变成民营。谁愿意一次性付最多的租金，谁就能中标，我签了10年，交了6年租金，东拼西凑了17万元。当地人都看笑话，觉得我不可能赚到钱。结果，刚刚有一点起色，镇政府就后悔了，让我重新签约，从10年变成30年，投资额从20万元增加到300万元。”就这样，到了2007年，他同样没有选择权，他不想卖，但对方不同意他参股。“政府部门出动了20多人的小组，从环保工商税务各个层面来查我，天天查，最后只能卖。”

叶如煌选择了退出。他的两个景点，文公山和李坑，加起来才评估了2580万元。叶如煌并不愿意卖给陈斌，于是在县政府的主持下，用了一种复杂的转卖方式，先由叶如煌把两个景点卖给大鄣山旅游公司的吴向阳，吴向阳是与陈斌合股经营，再由他们相互签订协议。吴向阳和陈斌之间的协议，叶如煌没有见过，但是，他跟吴向阳协议里，特意注明之前和村民约定的权利义务是一同转让的，这也意味着，村民19%和21%的分成比例是不许变的，这是他能为李坑村民尽的最后努力。一直到2007年，叶如煌跟村民定下的分成协议，在婺源都是独一无二的，跟李坑挨着的两个景点，汪口和江湾，村民的年均分成每人每年不到200元。所以也有不少投资者背后责怪叶如煌“坏了规矩”，但叶如煌很坦然：“还是那句话，不能因为村民一开始愚昧，就去哄骗他们，不能共同受益，迟早要出问题。”

逆转的局势

新的婺源旅游公司2007年正式成立，县旅游局副局长葛健出任执行总裁。新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景点门票不同程度的提价，其中李坑从30元涨到了60元，但是支付给村民的分成并没有增加。3年没有抗议的李坑村民，重新围堵景区。“那一次规模是最大的，第一天出动的村民就有300多人。”一位村民回忆，“后来的场面才吓人，警察列队进村，见人就打，抓走了4个人。”

李坑村民这次才意识到，与叶如煌的经营时期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他们最有效的抗议方式已经失灵。欺软怕硬还是能屈能伸，只是不同角度的形容词，但实际状况就是，李坑村民在抗议无果后，接受了现状，依旧按照叶如煌时期30元门票的收益分成。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等待着10年期满之后的改变契机，从19%增加到21%。于是就有了今年7月到8月的持续围堵。

村民们内心其实越来越忐忑，一个月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自从2009年3月1日，婺源公司开始实行14个景点打包180元的通票制后，个别景点的关闭，根本影响不了婺源公司的整体收益。婺源的通票很奇特，这张5天有效的票必须跟本人的指纹一同使用，转让无效。虽然这一次一同抗议的包括旅游东西线上的3个村庄，李坑、汪口和江湾，但后两者并没有闹的依据，他们从来就没有机会跟投资者签订一份公平的合同，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比例分成。所以，这两个村庄的抗议迅速被平息，只剩下了李坑。

在围堵的同时，李坑的村民代表还在跟婺源公司的人谈判，一个村民代表回忆：“8月8日的时候，村民们拿出了新方案，也不要求在1230元的基础上翻倍了，折中成2100元。如果签约时间长，5年以后每年增加5%。”可是，他们没有等到答复，先等来了景区整改的通告，核心内容是拆除违章建筑，第一批是摊棚，第二批是村庄外围道路两旁的违章建筑物(包括车库、余屋、地角、厕所)。

违章建筑是伴随李坑旅游发展而来的事实。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种的确是利益驱动，而另一个就是政府监管的脱节，没有根据李坑的实际发展，拿出相应的规划。从李坑回到秋口镇党政办任职的陈刚泉也承认，“规划确实一直也没有出来”。摊棚、车库，包括改建和新建的房屋，村民们也写过申请打过报告，但是没有答复，他们渴望跟上旅游节奏改善生活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政策的认可，用陈刚泉的话说：“确实居住有困难的，我们都及时解决了，也在李坑口专门批了一块地建新房子，但村子里绝大部分改建乱建的，就是为了搞经营，这就不对了，但是没有规划，确实不能批，他们又私自建了，这就不对了。”村民组长李喜进是村里最先开始新建房屋的，于是被重点整治，虽然屡建屡拆，陈刚泉承认：“还没人敢动的时候，他带头开始建，那当然被枪打出头鸟，他家确实被拆了几次，他也搞了几次过激行为，后来还是把房子修到了第二层，他就是为了搞经营，现在第一层已经租了出去。”

陈刚泉也承认，新的婺源公司在接手李坑景区之后有很多问题：“景区管理不到位，这是事实；景区的规划比较滞后，也是事实；公司这几年，除了门票提价，没有对景区做任何投入，也是事实；村民跟景区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也是事实。但是，违章建筑就是违章建筑，你没有手续啊！”

李坑村民这一个月的持续抗议，刚好赶上了秋口镇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换届，于是新领导班子也下了决心，以李坑做样本，来一场彻底的综合整治。单纯用报复之说也有失公允，景区的环境需要综合治理也是事实。在这场对峙事件里，村民的收益和政府的公信力都在受损，唯一毫发无伤的是婺源公司，原本是它和村民的契约纠纷，却转嫁到了政府层面，成了一个行政问题。180元的通票包括14个景点，少了李坑，还有13个。这场综合整治没有给出具体时限，“什么时候整治好了，什么时候开放”。所有的一切，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为了李坑更好的长远发展”。村庄里的10年契约启蒙，看来又要回到原点。